關於 文昭 談 古論今主持人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獨家直擊 #故宮首度數位人文圓桌論壇
近年來國立故宮博物院致力於運用數位科技重新詮釋古物，賦予千百年來積累的皇家收藏新的活力與吸引力。今年的肺炎疫情，迫使世界各地主要國家的美術館與博物館長時間無法開放，使得數位線上應用更形重要。故宮在國內博物館數位化的領先經驗，成為後疫情時代重要的參考借鑒。今日故宮針對 #博物館數位轉型，邀請本刊社長 #簡秀枝 擔任主持人，於首度數位人文圓桌論壇，同步網路直播，一同暢談見解、激盪共識。

世道人生：精神瘟疫 - 李怡

高叫武漢加油、為李醫生感動，宣揚種種感人精神、感人事迹，正正是配合中共去轉移世人的關注點。世人關注甚麼？一是病毒的根源，這牽涉對疫症的防護與治療，二是疫情蔓延的根源，這牽涉到政治責任。前者現在有迹象顯示不是自然災害，而是人禍，即由生化實驗室的實驗品洩漏而造成。後者就明明白白是人禍，從發現病例到公開承認會人傳人的20多天隱瞞，到香港的遲遲拖延封關，都是一黨專政下的政治體制問題。

中國幾十年不變的公共危機處理模式，是一、隱瞞壓制；二、抓人封口（抓交流訊息的醫生）；三、掩耳盜鈴：從「沒有人傳人」到遮遮掩掩說「有限人傳人」；四、運動治國：強力封城封網封口；五、領袖自我貼金，邀請外人稱讚；六、內部卸責和互揭的幕後動作；七、炒掉幾個替死鬼；八、啟動加油讚美模式。最後上演的就會是表彰謳歌大會，宣揚黨領導偉光正，盲眾屁民也就在感動聲中忘記災難，不再究責，在正能量的熏陶下沉沉入夢。

李文亮醫生死後，大陸媒體一片哀悼惋惜之聲，把他說成是「吹哨人」，塑造為悲情「英雄」。大陸網儘管也有些對言論自由的呼喚，但迅速被刪除，官媒也就引導輿論到歌頌英雄和好人好事的「加油、感動和讚美」階段。此外，還有不堪入目的對高層領導的諂媚八股文章。

中國新聞工作者和作家，在這場大災難中幾乎全部缺席。只有一位湖北女作家方方於武漢封城後，仍在微博撰寫「封城日記」，記錄當地民眾在疫情下的真實生活。但幾天前，她的微博也被封了。

她曾經寫過，「武漢加油」這口號無助於緩解武漢人的痛感。大陸歷史作家易中天也說：很反感「武漢加油」這口號背後的馬屁精現象。位於加拿大的「文昭談古論今」網頁的主持人文昭認為，「武漢加油」這口號對於身在武漢的受苦者或有鼓勵意義，但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武漢肺炎的疫情應該引起的是反省和懺悔。

昨天，在拙文後的一段網友留言說：「從頭到尾，我相信冇一個香港人會覺得李文亮係民族英雄。相反，我亦深信以香港人、甚至一個正常人的判斷，李醫生臨終前的吶喊，只不過是一個瀕臨死亡的普通人，終於對以往自己的無知愚昧，盲撐政府以致香港警察的一種迴光反照式的蘇醒而已。」

反省和懺悔，不是指向掌權者，他們絕不會反省是非對錯，大不了檢討一下成敗得失。反省和懺悔是指向那些曾經為李文亮等人被捕點讚的64萬盲眾，是包括李文亮在內的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仇視與對香港黑警的盲撐，是對自己已經深入骨髓的「精神瘟疫」的治療。

「精神瘟疫」是一個美女在小段影片中的用語，她的講話很短：「十天時間建起兩座神山醫院，卻不能在第一時間通知病情，甚麼是中國速度？沒有病毒的人只因為沒有戴口罩，就被按在地上戴上手銬，確診了的人卻還可以回到廣州豪宅感染一大片人，到底甚麼人在中國有人權？自己的城市農村封鎖得連路都不通，卻譴責別人停飛航空，到底是誰的做法卑鄙？最大的問題不是眼前的瘟疫，而是被傳播了幾十年的精神瘟疫。」

這種精神瘟疫，香港也有人不能免疫。比如，悲天憫人做大龍鳳悼念李醫生的大中華膠。

這是《週刊編集》和香港Clockenflap音樂節合作的特刊

在上面寫了篇文章，介紹將在這週六壓軸登台的前Talking Heads主唱David Byrne

台灣樂迷對他應該不太陌生，他的書《製造音樂》（How Music Works）前幾年出版了繁中譯本

〈David Byrne：用創意點燃現場的表演家〉

倘若西方樂壇要選出一人來定義所謂的「才子」，大衛拜恩（David Byrne）是不二人選。他的多重身分讓人眼花撩亂，而且，每一樣他都詮釋得淋漓盡致。

拜恩是作曲家、導演、作家、編舞家、攝影師，也是平面設計師，1970年代初期，他先後就讀於羅德島設計學院和馬里蘭藝術學院這兩間全美聞名的藝術學校，美學素養很早就在身體裡扎根。不過，他最為人熟知的身分，仍是紐約新浪潮樂團Talking Heads（台譯「臉部特寫樂團」）的主唱，想瞭解拜恩其人其事，得先從Talking Heads下手。

Talking Heads是拜恩就讀羅德島設計學院時和同學聯手搞出來的「音樂項目」，既是搖滾樂團，也是藝術組織，十多年的樂團生涯，不斷開發著領先時代的想法，曲風吸納了節奏藍調、放克的切分拍與非洲部落鼓擊，並融入後龐克的吉他聲線和帶有流行質感的電子琴，創造出有別於迪斯可的聰明跳舞音樂。

要知道，Talking Heads全盛的1980年代，正是迪斯可大行其道的年代，而迪斯可被當時的知識分子視為靡靡之音；Talking Heads來自學院，提供了想在音樂中尋找「身體感」的知識青年有別於迪斯可的另一種選項。是的，「身體感」，這是拜恩無論在Talking Heads時期或是後來個人發展的階段，貫穿音樂思維的標誌。

樂團成軍的首場公演是在紐約下東城惡名昭彰的搖滾俱樂部CBGB，替同樣惡名昭彰的龐克樂團Ramones開場，那是1975年的往事了。當晚，一如紐約70年代每個悶蒸騷亂的夜晚，俱樂部裡寥寥塞了為數不多的熟客，他們意外目擊了歷史的瞬間—兩組往後各成經典的樂團，在簡陋的舞台上交會。

2002年，Talking Heads和Ramones同年被奉入搖滾名人堂，給予了拜恩一個顯赫的身分：搖滾名人堂終身會員。若把時間推回三十年前他還在藝術學校低頭畫畫時，後來的發展想必是始料未及。

其實，搖滾名人堂在拜恩獲得的各種獎座和認證中，重要性可能還排不上第一。他和日本音樂大師坂本龍一及中國作曲家蘇聰合作的《末代皇帝》原聲帶，讓他一舉贏得奧斯卡、金球獎和葛萊美獎三大殊榮，難怪，Sonic Youth樂團吉他手Lee Ranaldo回憶初次和拜恩談話的經驗是：「那一刻，我覺得自己上天堂了！」

這樣一位深受後輩景仰的大老，行事風格卻相當親民，且一直與時俱進。拜恩是出了名的自行車愛好者，平日在紐約街頭就靠一輛自行車代步，市府因此委託他在人行道上設計有特色的自行車停靠架，他也將自己的自行車生活寫成《自行車日誌》（Bicycle Diaries）這本文集。

此外，拜恩始終走在科技的前線，他是最早撰寫Blog的音樂人之一，而在Podcast風行以前，他已在個人網站架設起網路電台（http://davidbyrne.com/radio）。綜觀他四十年的創作生涯，我們會發現，他是一位深知如何運用不同的媒介與平台，去觸及、影響甚至改變自己受眾的創作人，其中，那創意無限的現場演出便是「拜恩學」具體而豐富的呈現。

有兩個經典案例，相隔三十多年，可以看出他持久的創造力，以及對音樂事業源源不絕的熱情。1984年的音樂電影《別假正經》（Stop Making Sense）記錄了第一個案例，掌鏡者是《沉默的羔羊》名導Jonathan Demme；本質上，《別假正經》是一部「設計過」的現場電影，將1983年底Talking Heads在好萊塢的四場演出濃縮為九十分鐘的影像版本，拜恩既焦慮又神經質的舞台形象，走出擁擠的搖滾俱樂部，一舉躍上寬敞的電影院銀幕。

那系列演出運用實驗劇場的手法，並融入大量的舞蹈動作，把舞台當成暗藏玄機的遊樂場，配合自由的鏡頭運動，創造出身臨其境的現場感；某些橋段拜恩將自己塞入一件特大號的白西裝，看似滑稽古怪，卻恰恰符合他所設計的舞台效果。

時鐘往現在撥，今年三月，為了宣傳久違的新專輯《American Utopia》，拜恩在深夜脫口秀《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演出專輯內的〈Everybody's Coming To My House〉，短短四分鐘，完全再現了《別假正經》的精髓，從燈光、走位、運鏡乃至樂手的服裝造型，無一不是精心測量的結果。

身穿灰西裝的拜恩赤腳站在攝影棚內，圍繞他的是一支十多人的伴奏樂隊，每人同樣身穿灰西裝，也同樣赤著腳。拜恩戴著無線耳麥，一邊唱著，一邊輕輕律動自己的身體，他身旁的隊員也用整齊劃一的動作加入唱跳的行列，最終，連觀眾和主持人都成為演出的道具。

這就是大衛拜恩的現場魔力，你無法預期這回他會帶來哪些驚人的創意，可以確定的是，那肯定不會無聊。相信嗎？他曾穿著女芭蕾舞者的蓬蓬裙上台呢！

#Clockenflap2018 #週刊編集